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提出《关于对村卫生室投入的建议》，全国政协委员温建民提出《关于建立乡村医生退休养老制度，筑牢三级医疗卫生网底》的提案，全国人大代表姚晓英提交了《关于将乡村医生统一纳入社会保障的建议》……保障乡村医生权益以促进乡村医疗的发展，成为两会上一股不容忽视的声音。

与民办教师同样是上世纪农村里的知识分子，如今大部分民办教师已陆续得到转正，而占据全中国万人口的乡村医生依然背负着“只是多背了一个药箱的农民”身份。

由于绝大多数乡村医生没有编制、养老保险，一旦离岗退出便意味着他们将失去现有收入来源，一些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老乡村医生仍硬扛在岗位上；面临医疗风险、生计缺乏保障，部分乡村医生不得不兼营副业或彻底转行，无奈走上了诸如打工、种地、养猪的路；在从医安全感日渐缺失的当下，年轻的村医已逐渐不愿重走父辈的路……

一旦老村医不能干或干不动了，新村医又难以为继，保障农村居民健康的三级医疗卫生网网底是否会面临破网的危险？京华时报记者走访广西、浙江、安徽、河南等多地乡村，见证中国乡村医生真实的生存状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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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村民需要我们，我们也离不开这片热土。”凭着这份信念，老乡村医生从赤脚医生年代走来，一干就是一辈子。

在安徽省阜阳市这座正由四线向三线迈进的城市，距颍州万达广场2.2公里的一间廉租房内，一张铺着红色棉被的床紧挨着窗，占满了房间的两头，地上散着几把矮木凳，墙的一面贴着歌颂领导人引领中华崛起的画像，正对着窗的一面挂了几面锦旗，绣着“妙手回春”“华佗在世”。

这是行医44年的老村医李富海的家。

李富海（左二）与阜阳市其他老村医（叶丹颖/摄）

李富海，年出生，年进入黄继光部队，担任部队卫生员，年退伍，成为阜阳市颍泉区老庄镇虹桥村一名乡村医生。年，随着阜阳市实行乡村医生到龄退出机制，李富海从村卫生室离开，结束了长达40年的乡村医生生涯。

在他从医之始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“一场传染病过后，农村的田野里，一平方公里可以见到几个甚至十几个被丢弃的死婴。”应运而生于缺医少药的年代，跋山涉水、走村串户成为一代乡村医生的画像，“60年代，天花接种，消灭了最危险的传染疾病天花；70年代，防脑灭疟，消灭了全民易共患病的疟疾和儿童最大的敌人脑膜炎；80年代，儿童计免，消灭了麻疹、白喉、百日咳、破伤风、小儿麻痹症……”

“乡村医生”的前身“赤脚医生”曾一度在国际上获得好评。

年，“赤脚医生”黄钰祥的《“赤脚医生”培训教材》出版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译成50多种文字，在全世界发行。年，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在中国拍摄纪录片《中国农村的“赤脚医生”》，并在多国放映。

在年至年的年度报告中，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评价：“中国的‘赤脚医生’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，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。”

年，非典时期，李富海和其他乡村医生吃住在村子的路口，连日为返乡农民工测量体温，他们自己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防护。

年，当时64岁的李富海成为一批到龄退出乡村医生的一员。“当前农村的卫生面貌改变了，国民的身体健康了，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了，我们也老了，无力再为人民保健康了。”李富海感叹。退出后每月元的补助金成为李富海除低保收入外的唯一经济来源，而这份所谓的养老保障，并不能使他的晚年免于拮据。

“每天就是吃咸菜，吃的还不要紧，关键是看病花钱。”由于身患冠心病等8种疾病，李富海每月仅买药就要花去多元，更没能力按医生建议住院治疗，目前他的心脏已装过3个支架，还有2个因治疗费不足还没装，吃的药不少都是进口药，不在新农合报销之列，李富海说：“现在药也要吃不起了。”

李富海的病例袋铺满了床铺（叶丹颖/摄）

接受采访那天，李富海咳嗽不断，并多次由咳嗽演变成剧烈的哮喘。老村医张奎伍用一次性塑料杯装了半杯水，放到了李富海身旁的矮凳上。他是李富海得知记者来访特意喊来的几个阜阳老村医之一。

年，张奎伍高中毕业，受父亲影响，成为一名赤脚医生，然而这个村医世家的传统未能在张奎伍儿子的身上延续下去，“我儿子、儿媳，十年前从阜阳卫校毕业，读了5年医，现在都在阜阳打工，儿子在汽车大修场，媳妇在帮人家卖手机。”

当记者拨通了张奎伍儿子张浩皓手机时，他显得有些匆忙，“做乡村医生，太辛苦，还拿不到钱，何必呢？”

“乡村医生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”是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持续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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